鲁迅虽然自1912年5月5日，与许寿裳等人，南来经天津到北京，一住就是十四年；但他只来过天津几次，大半是南来北往时中转换火车。而他住的最长的一次(1916年6月10--12日)，也不过是三天两夜，而且是住在一同来津的好友齐寿山族人家中。

　　鲁迅在天津住过的旅馆或客栈只有四个，据《鲁迅日记》记载：1913年6月19日自京回绍兴老家，傍晚抵津，曾寓泰安栈。8月7日自绍兴抵津，在富同栈停留半日，晚返京寓。

　　1919年12月28日晚，陪母亲并偕三弟建人自绍兴返京过津，住大安旅馆一夜。

　　最后一次，1926年7月，应厦门大学聘，离京南下；于8月26日下午七时半抵津，住中国旅馆，转天下午一时乘津浦路火车南去。

　　鲁迅在天津住过的旅店，日记中没有更详细的记载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变化，如今也早已不存在了。究竟都在哪里？情况如何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。

　　现据所见资料，介绍如下：

　　以“泰安”为名旅馆，当时有两家，一为泰安客栈，在“特三区”(原系旧俄租界)，即天津老站附近；一为泰安栈，在“河北新大路”。《鲁迅日记》所记栈名为后者，再从鲁迅自京来津、换乘津路车的情况看，也当系大路上的泰安栈。这个客栈每天的房饭费分一元二角、一元、六角三个等级，住店必须同时用饭，不单租房间。泰安栈主要以北站上下车的旅客为对象，似乎在赚钱上不择手段，因此，鲁迅住了一夜后，说它“食宿皆恶”，条件很差，服务自属不佳。

　　所以，鲁迅在南方呆了一个多月后现过津，换了个地方，在天津老站附近进了富同栈。这个客栈比较干净，只有一、二等房间，没有三等客房。比泰安栈的房饭费一等贵，二等贱；而且可以住房不用饭。不过鲁迅上午八点多进客栈，写了一张明信片，休息了一会儿，下午两点就奔天津东站登车回北京了。

　　大安旅馆，在当时的法租界。因为陪同老母、三弟，所以鲁迅住进租界的旅馆。当时旅馆比客栈要高一等，条件也要好一些。大安旅馆收费办法同泰安栈一样分三等：二元、一元五、一元，也是住房必须在旅馆内用饭，故名“房饭费”。这与鲁迅前两次过津，所住客栈比较，已是相当破费了。他对老母亲和小弟弟的态度，可以说明鲁迅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。母亲和小弟一来，即使是一夜的逗留，也不住客栈而住进旅馆。

　　鲁迅最后在天津所住的，是中国旅馆，当时设在法租界三号路，俗称：“法国中街”，也就是今天的解放路从营口道到解放桥那一段。

　　中国旅馆是一座“新建洋式楼房”，所有餐站、浴室、凉台、客厅、住房，均构造华丽，陈设精良，而床幛被褥成见洁净。夏日电扇，冬日汽炉(暖气设备)应有尽有，无一或缺。“旅馆的房间，自优等、头等而至六等，房费由四元五角，每等减五角，到六等仅一元。因距离天津东站较近，且能代客购票、托运行李，服务较周到，所以鲁迅这次与许广平相偕南下，就住进了这个较新、较大的旅馆。但是，他大概是不会住进头等房间的。

　　当时天津的饭店、旅馆，是要、“小费”(或名“茶水费”、“茶钱”、“酒钱”)的，有“小费加一”即附收费10%的说法。不过这项“茶钱即赏项，亦无定章，归入柜帐，大众均分，多少皆可，不能不给”。所以鲁迅在天津住旅馆，开支并不算少。这里，又看出一个问题：鲁迅虽然当时已是教育部的佥事，名作家，名教授，且1926年8月离京前，已收到厦门大学预发的几百元薪资和旅费；但每次过津并不追求安逸的生活，住进当时的利顺德(每人每天10至15元)、皇宫(每人每天10至12元)等大饭店。当时(1927年)国民饭店最优等房间每日10元，“内设客厅一间、卧室一间、澡房一间，附热水、凉水、恭桶等项；冬日暖气，夏日风扇，日夜电话，无不齐备。”中等房间，每日也需四元。鲁迅一向以“小跑姿态”走在人生大道上，生活上很清苦，是不想去享受这些的。

　　而且，就是这最后一次过津之前20多天，他写了杂文《记“发薪”》，说自己本年7个月，才收到教育部所发薪金四次共一百九十元五角；而当时所欠鲁迅的薪金，已达九千二百九十元——将近万元巨金！生活上自应量入为出，工资拿不到手，就只有压缩生活开支了。

　　吃的是草，挤出的是奶；反过来说也一样：挤出的是奶，吃的是草。即使在天津住旅馆这样的小事，也可看出鲁迅就是这么一个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