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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个匆忙的时代，倘若能以闲适的心情，添列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，饱览经历了世纪风雨的五大道，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享受。
面对历史一次次地刷卡留痕，五大道曾经的豪华已洗掉了世俗，曾经的平凡却平添了高雅。在这里，历史与文化，时间与空间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，共同流淌在岁月的长河之中；遗韵无穷的美好，永远无法从记忆的画屏上抹去。
这一切，源于天津是一座装满历史的城市。而大型人文纪录片《五大道》，正是用那些带着时间印记的影像资料和难以拒绝的艺术冲击力，以及睿智深邃的文字，从不同的层面，重新构筑起当年的历史氛围，唤醒了人们沉淀的记忆。把一座城市存储的过去，诠释得简洁、深刻和实在；把爱好探究历史兴衰的人，带进了一道流动的风景线。
从天津看世界从世界看天津
1793年，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借口给乾隆皇帝补贺寿辰，派遣了一个由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使节团，携带600箱礼物来到中国，他们的要求之一，便是开放天津。为对此事永志不忘，后来，英国人专门在天津英租界命名了一条马开内(马戛尔尼)道。
然而引发中国出现亘古未有的变局，还是因为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。1860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，咸丰皇帝担心西方国家“以天津为广州”的事终于发生了。在开辟北方通商口岸问题上，英国政府没有采纳专家开放港深水阔、常年不冻的秦皇岛的建议，而是坚持开放天津。
显然，西方人的目的绝不仅仅是通商；清王朝派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也远不能解决租界与“华洋杂处”产生的问题，于是由直隶总督兼领的皇帝钦差——北洋通商大臣应运而生。北洋大臣不但有权统率庞大的新式海陆军，而且可以代表清王朝对外签订各种条约，天津的政治地位和外交地位因此而陡增。当年，天津有9个国家的租界，有20个国家的领事馆，许多外交官都认定，遇有交涉事件若不先到天津来，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。
晚清的天津，几乎成了中国的政治重心，设于天津的直隶总督行台被视为“第二政府”，直隶总督被看成“影子内阁”。当年，天津出现的一切新事物，无不以冠用“北洋”为时髦：1881年专门培养近代海军人才的北洋水师学堂创办，1885年中国最早培养近代陆军人才的北洋武备学堂创办，1895年中国最早的大学北洋西学学堂开学，1906年中国最早培养政法人才的北洋法政学堂建立……20世纪初直隶率行新政，时称“北洋新政”。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府因由北洋军阀控制，被目为“北洋政府”。由天津开始的“北洋”二字，开启了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期。
前人深刻总结了天津的这种地位，认为，近代以来“吾国外事尽萃于天津，外交之利害，全国之安危，而恒于是乎卜之”。内政方面，“数十年来，国家维新之大计，擘画经营，尤多发轫于是邦，然后渐及于各省，是区区虽为一隅，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”。直隶省城迁津后，这种作用进一彰显，举凡“将校之训练、巡警之编制、司法之改良、教育之普及，皆创自直隶，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”。
辛亥革命后，天津又成为北京的“政治后院”，末代皇帝，王公勋戚，遗老遗少，下野总统、总理和各省督军纷纷迁入天津，星罗棋布的名人名宅多达四五百处，其中的相当部分就分布在五大道；他们在新与旧的矛盾或冲突中，多半成为穿梭于时空的历史过客。这种现象，在中国大城市中绝无仅有。
可贵的是，《五大道》没有停留于历史的表层，而是在每个事件的背后，讲述了一段段雕刻着岁月屐痕的动人故事，勾勒出一幅幅波涛汹涌的历史画卷；揭示出了特定历史时空中，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、本不可能交错的社会，却在这里相遇相识的根本原因。这部人文纪录片用一种升华了的表达，从天津看世界，从世界看天津，让我们品味了一场丰富多姿的视觉盛宴；同时也揭示出处于云飞浪卷中的天津五大道，那种最实质、最内在、最主体的精神内涵，究竟代表了一种怎样的文化与文明。
多种文明镶嵌的城市
开埠后的天津被视为北方的“洋务之都”，并且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瞩目。
1867年建立的天津机器局，引进了西方最先进的火药制造技术，是“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火药厂”。1872年轮船招商局及天津分局成立，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这是显示中国进步“最有力的证据之一”。1878年创办的开平矿务局是当时最成功的洋务企业，国外舆论预测，这很可能成为“天津的新纪元”。 1888年中国最早的一条运营铁路(天)津唐(山)铁路通车，在外国人看来，它标志着“中国铁路世纪的开始”。
中西文化的直接撞击，造成了天津城市独特的成长模式——因东西荟萃而形成的开放、包容、多元文化得到发展，其表现可由近代天津进入世界程度的不断加速来说明。
火车是英国人斯蒂芬森1814年发明的，1825年开始应用，1879年进入天津；电报，1837年美国人莫尔斯发明，1844年开始应用，1877年进入天津；邮政，1840年在英国创办，1866年天津建立了邮政通信；电话，美国人贝尔发明，1876年开始应用，1879年引进天津；20世纪初，世界各大城市相继建立了有轨电车这一公共交通体系，1906年天津环城电车开通，完全与世界同步；而且，火车、电报、邮政、电话、电车……都是由天津起步，然后才走向全国的。
开埠前，天津作为四通八达的水旱码头，是区域性的经济中心；开埠后，沟通了与世界的交往，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。在与西方激烈的“商战”中，传统城市蕴藏的经济火花，点燃了近代天津发展之火，极大地促进了港口贸易的发展，外国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天津“潜在的力量”，“来日的发展自不待言”。到20世纪30年代，天津已经发展成北方的贸易大港，进出口总额占华北地区的60%；其中棉花出口量占全国的一半，畜产品出口量占60%，均居全国第一位。进口贸易也是如此，这一时期天津港面粉进口量占全国35%，同样居第一位。
天津工业经过20世纪初的重建，到30年代已经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，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工业投资总额位居全国第二。
进出口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，又拉动了金融业的发展。到20世纪20年代，天津经济地位显著提高，著名外资银行大都在天津设有分行，华资银行也空前发展，如资金雄厚的金城、大陆、盐业、中南等银行先后在天津开业，号称“北四行”，金融实力可与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、兴业银行和商业储蓄银行等“南三行”相颉颃，成为中国南北两大金融集团。当时，中外各大银行均开设于英租界中街和与之相连的法租界大法国路(今解放北路)，银行建筑雄伟挺拔，气势宏大，因之被称为银行街或“天津华尔街”。
岁月特别需要回忆，特别需要浸透了几代人对风雨岁月的回忆。
《五大道》不但以真实而厚重的声音，保留了这些珍贵的回忆，而且把这些回忆感性、深入地切入了我们的脑海。这部人文纪录片还以艺术家的敏感，捕捉到诸多的城市生命瞬间，让我们深切感到，随着时光的流转、岁月的洗礼，以及特殊的历史背景熏陶，在这座由多种文明镶嵌而成的城市里，时代赋予天津的是怎样一种永恒的沧桑；在近代中国，天津扮演的是怎样一种深沉而厚重的角色。也许，这正是《五大道》的独特魅力之所在。
民族的理性与智慧
天津的被迫开埠无疑是旧时屈辱和痛苦的象征，但封闭的坚冰却由此打破。在一定意义上说，正是由于被迫开放的“窗口效应”，才能使世界上先进的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，得以通过天津传输到中国来。
1897年严复翻译并使中国“民气为之一变”的《天演论》最早在天津发表，严复主编的《国闻报》同时创刊。1902年中国报龄最长的《大公报》在天津面世，至今仍在香港继续出版。1909年中国最早的民间科学团体中国地学会在天津成立。1919年中国最成功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在天津创办……
当时，中国传统社会的各种运行机制都开始在天津发生变化，中国人已经能够在这里感受到世界文明跳动的脉搏。用积极的态度汲取世界先进文明，取代那些不适应世界潮流的腐朽文化，在那时的天津成为不可避免。近代天津之所以能够涌现出一批像严复、梁启超这样具有批判和反省精神的先进中国人，在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开中国风气之先河，绝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。
各国租界划定后，无不按照本国的风格与流行手法进行规划，确定了道路、市政工程系统和功能分区。到19世纪末，天津的英、法租界初具规模，设施完善，在北方城市中独树一帜。尤其是英租界，“街道宽平，洋房整齐，路旁树木，葱郁成林。行人蚁集蜂屯，货物如山堆垒。车驴轿马，彻夜不休。电线连成蛛网，路灯列若繁星”。
开埠后的天津，结束了城市的乡村时代。破门而入的近代社会，传达着来自世界最前沿的时尚，并为人们打开了一扇声色充盈的崭新门扉，让人们感受了新的生活方式洗礼，也感触和领悟了一种前所未见的绚丽与浮华。
开埠前，天津的繁华区集中于北门外的北大关、估衣街和以天后宫为中心的宫南、宫北大街。进入20世纪，以内河港为依托的各国租界相继发展，城市人口激增，繁华区开始向租界及河北新区扩展。日租界的旭街、法租界的梨栈和英租界的小白楼迅速崛起，大型建筑不断出现。特别是法租界梨栈地区，集中了著名的商场、旅店以及近60家影剧院、饭馆、舞厅和浴池，成为天津时尚消费的名片，每天车水马龙，昼夜不舍。
多元和包容的城市品格，还带来了世界不同风格建筑艺术的集中，近代天津被视为“万国建筑博览会”；英租界中风情迥异的花园别墅区五大道，就是“万国建筑博览会”中的奇葩。在流水般的时光里，天津的“小洋楼”能与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北京“四合院”相提并论，正说明这种建筑艺术的迷人魅力。
《五大道》以一种光鲜的睿智，一种儒雅的风范，一种满怀智慧的哲理告诉我们，近代天津并非仅仅是物质文明堆砌起来的空间，虽然什么样的文化都能在这里得到张扬、得到释放，但最终为天津打开近代文明之门的，还是民族的理性和智慧。
天津的五大道，不仅是一段时光，一种情怀，而且是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；这种文化既传统又时尚，既坚守又宽容，既质朴又浪漫。因此，天津五大道可以让人们穿越历史的尘埃，窥视出一座城市文明底蕴的所在。
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说，历史是时间写在人类记忆中的一首诗篇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，大型人文纪录片《五大道》，就是这样的、足以解读天津记忆的华丽诗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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